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一副挽孙中山的对联，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孙郎使天下三分，当魏德初萌，江表岂能忘袭许； 　　　　南国是吾家旧物，怨灵修浩荡，武关无故入盟秦。 　　这副对联用词较僻；而且有“古典”也有“今典”，故须略加解释。 　　首先要说明一下历史背景。孙中山逝世前中国有三大势力，一是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；一是东北张作霖“奉系”势力；一是南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。（“孙郎使天下三分”说的就是这个历史背景。）但北洋军阀又分裂为“皖系（段祺瑞）与“直系”（曹锟、吴佩孚）两个大派别。 　　１９２４年奉直之战，直系以冯玉祥阵前倒戈而失败，段祺瑞就任北方政府的“临时执政”，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。当时国内政局非常混乱，曹、吴虽败，仍思卷土重来，孙中山拟与奉皖结成“三角同盟”，遂接受了段的邀请。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人不赞成孙中山北上，章太炎也是其中之一。 　　段祺瑞是继承袁世凯的，上联将袁世凯至段祺瑞这一北洋军阀势力比作三国时的曹魏，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比作孙吴。“江表岂能忘袭许”说的是魏吴之间的一段“仇怨”，亦是“借古喻今”的。“许”指许昌，在河南省中部。东汉末年，曹操劫持汉献帝迁都许昌，献帝建安五年（公元２００年），曹操在官渡（今河南中牟东北）打败另一个军阀袁绍，史称“官渡之战”。当时南方的吴是孙策主政，他在官渡之战未分胜负前，拟偷袭许昌，迎汉帝回朝（洛阳）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是以魏为正统的，故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策传》记载这段史事说“建安五年，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，策阴欲袭许迎汉帝。”不过，孙策的计划未来得及实行，就被部下刺杀了。 　　民国二年（１９１３年），国民党因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一案，发动“二次革命”，起兵讨袁。由孙中山任命江西都督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，但因势力悬殊，不到两个月“二次革命”就失败了。章太炎将“古典”（孙策阴欲袭许）与“今典”（二次革命）合并来用，意即北洋军阀不会忘记“袭许”这段“粱子”的，亦即间接表示他对孙中山的北上联段不能同意。 　　下联则是用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谏，受秦昭襄王之骗，意欲与“虎狼之秦”修好，至秦地武关会盟，终于被秦劫持，终身不能回国，死于咸阳的典故。“灵修”句出《离骚》。同样是“借古喻今”，将孙中山的死于北京，比拟为楚怀王的死于咸阳。 　　章太炎是同盟会老会员，在日本与孙中山结识之后，即成为孙的信徒。但对于孙中山那次北上，他则始终不以为然。而事实上，段祺瑞亦是毫无诚意，只举一事就可说明。 　　孙中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，但到了北京之后，段祺瑞一面隆重的招待孙中山，一面却向各国公使宣布，表示尊重一切条约。孙中山因而大发脾气，对段派来欢迎他的代表说：“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，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你们要升官发财，怕那些外国人，要尊重他们，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？” 　　章太炎这副挽联，只是表示不同意见，并非对孙中山“不敬”。事实上他是在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就到孙宅，并与唐绍仪担任“追悼会筹备处干事”。但结果他这副挽联却不能在大会悬挂。 　　１９２９年，国民党政府在定都南京之后，将孙中山灵榇迎回，举行“奉安大会”，章太炎又补了一副挽联： 　　　　洪以甲子灭，公以乙丑殂，六十年间成败异； 　　　　生袭中山称，死傍孝陵葬，一匡天下古今同。 　　“洪”指洪秀全，太平天国灭亡那年是１８６４（甲子），距孙中山逝世是６１年（６０取其约数）。“一匡天下古今同”，则是把孙中山比作明太祖。对孙中山是极其推尊的。 　　能成世界能成我 [日期：2005-9-15] ——杨度挽孙中山联 　　在许多致挽者中，杨度的“身分”是十分特别的。特别之处有二：一，他不是国民党，而和国民党的渊源极深；二、他曾是孙中山的朋友，又曾是孙中山的政敌，到了最后，又以孙中山的朋友出现。 　　１９０５年，孙中山和杨度同在日本东京，当时杨度是东京留学生会会长，他的住所经常有湖南同乡聚会，有“湖南会馆”之称，黄兴（湖南善化人）、宋教仁（湖南桃源人）就是经常出入他家的。孙中山曾劝杨度加入兴中会，杨因主张君主立宪，不答应；但却认为孙，黄的思想接近，可以合作，因而介绍黄兴和孙中山见面。孙黄合作果然成功，黄兴将自己领导的华兴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（简称同盟会），孙任经理。黄任协理。因此杨度虽不是国民党，却可说是同盟会的催生者。但到了民国四年（１９１５年），杨度组织筹安会拥袁（世凯）称帝，则又变成孙中山的政敌了。不过他这副挽联却是以友人身分送的．而且对孙中山的评价甚为得当。联云： 　　　　英雄作事无他，只坚忍一心，能成世界能成我； 　　　　自古成功有几？正疮痍满目，半哭苍生半哭公。 　　孙中山“毕生革命”（邵力子挽联语），“坚忍一心”的称赞自是极为得当。但这副挽联还有更深刻的意义，杨度这副挽联的上比：“英雄作事无他，只坚忍一心，能成世界能成我。”肯定孙中山是英雄，并说明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。这个品评，深刻体会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，出之于曾是孙先生政敌的杨度之口，尤为难得。“能成世界能成我”的“世界”源出佛经，“世”指时间，“界”指方位。《楞严经》有云：“世为仙流，界为方位。汝今当知，东，西，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，上、下为界；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为世。”“仙流”即含有“历史长流”的意义。联中的“世界”似应根据佛经的解释，意义更为深刻。而不是如一般人理解的那个“全地球所有地方”的“世界”。“世界”包括时间与空间，“我”则是“世界”中的每一个“个体”。英雄“能成世界能成我”虽然是持“英雄创造历史”的“史观”，属于唯心主义；但“英雄”在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抹煞的（若把“创造”改为“影响”，影响有“促进”也有“促退”，那就对了），而就杨度而言，他能够肯定孙中山在历史上的作用，也总是表明他的思想有了与前所不同的进步。 　　下比“自古成功有几？正疮痍满目，半哭苍生半哭公。”是孙中山自言“革命尚未成功”的演绎，正因革命未成，民困未苏，致有作者之“哭”也。此联“格调”之高，足与章（太炎）联比美。我更欣赏此联。 　　 不教成败论英雄——袁寒云挽孙中山联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在挽孙中山诸联中，有一副是兼有“才子”和“皇子”身分的袁寒云（袁世凯第二子，原名克文）写的。袁世凯背叛民国，孙中山曾领导国民党发动“二次革命”，已见上述。袁寒云虽不赞同父亲称帝，但为人子者总不能直斥其父之非，这副挽联如何下笔呢？袁寒云不愧有才子之称，写得倒是颇为得体。联云： 　　　　埏遂近明帝故陵，自有江南供俎豆； 　　　　史迁作霸王本纪，不教成败论英雄。 　　这副挽联是在国民党政府为孙中山先生举行“奉安大典”时写的。“埏遂”是墓道，此处指中山陵；“俎豆”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，引申为崇奉之意。“明帝故陵”即明孝陵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。中山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（钟山）中部第二峰茅山南麓，明孝陵在钟山南麓玩珠峰，二陵相去甚近。这是上联“本事”。项羽不是“正统”的皇帝，但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却将项羽传列入“本纪”，因而下联据此得出“不教成败论英雄”的结论。袁世凯称帝失败，孙中山也是未得及身而见革命成功的。下联说的那个“英雄”，可以解作袁世凯，也可以解作孙中山。袁寒云故意作为“泛论”的笔法出之，这也是他作为才子的“聪明”处。 　　 一字推敲 [日期：2005-10-19] 　　袁寒云一联有不同版本，另一版本上联的第一句作“墓门对明祖故宫”，“江南”作“江山”；下联“史迁”作“史公”，“霸王”作“项王”。“埏遂近明帝故陵”也好，“墓门对明祖故宫”也好，说的都是中山陵的位置，关系不大（以地理位置而言，原联似更切。因二陵同在钟山，对故宫则是“遥对”了）。“史迁”、“史公”都是指太史公司马迁，但一般习惯简称为“史迁”的似比简称为“史公”（把太史公的“头”锯掉）的多。“霸王”“项王”都是指项羽，以“霸王”对“明帝”较工，因“霸”与“明”均形容词也。 　　最关键的是“江南”与“江山”的推敲。“江南”只偏于一隅，“江山”则是“大一统”的，不但气魄大得多，也更适合孙中山是全国领袖的身分。但袁寒云是著名才子，岂有不知二者差别？因而有个说法，说他是故意用“江南”的。主“江南”一说者谓，就因为该联作者是袁寒云，所以他才要故意把孙中山“略为贬低”，只承认他是南方的革命领袖，不承认他是“正统”的全国元首。民国成立后，孙中山在１９１２年元旦那天就任“临时大总统”于南京，到了２月１３日，就实践他对袁世凯的诺言，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，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。到了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６日，“国会”（当然是袁世凯势力控制下的国会）选举袁世凯为“大总统”，这就是“正式”的元首，而非“临时”的了。站在北洋政府的立场，同时也是根据中国传统的修史惯例（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就奉曹魏为正统，而不是去管曹操和刘备谁是谁非），自袁世凯至段祺瑞的北方政权才是合乎“法统”。孙中山在“珠江开帅府”只是在南方“割据”而已。袁寒云虽然不赞成帝制，但他还是不能让孙中山的身分盖过他的父亲袁世凯的（他还未能“进步”到那个程度）。若说“自有江山供俎豆”，那就是他也把孙中山尊奉为全国元首了。 　　但不论就历史评价或就对联艺术而言，“江山”确是比“江南”好得多。如果袁寒云的原联真是用“江南”的话，我们倒不能不为他惋惜，惋惜他因为是袁世凯的儿子，至以辞害意，既失掉正确的历史评价，也减弱了该联的艺术性。还是改为“江山”的好。 　　 谈挽张大千的对联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国画大师张大千病逝台北，各地友好纷纷致送挽联。选几副谈谈。 　　“治丧委员会同人”送的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过葱岭，越身毒，真头陀苦行，作薄海浮居，百本梅花，一竿汉帜； 　　　　理佛窟，发枯泉，实慧果前修，为山河生色，满床退笔，千古宗风。 　　此联概括张大千生平，文笔朴厚，堪称佳作。联中所涉“本事”，仅就所知，略加注释。 　　抗战期间，张大千曾携门人子侄，亲往敦煌，调查石窟历时三载。在这３年当中，他做了两件大事：一、将发现的石窟（共３０９窟）标明号数，并就其壁画之时代与风格，编撰成《莫高山石窟记》；二、临摹敦煌壁画二百余帧。是为我国从事研究敦煌艺术的第一人。“理佛窟，发枯泉”即指此事。敦煌一带缺水，游方和尚遇到有泉水的地方才结庵，称为“坐泉”，和中土和尚称结庵坐禅为“坐庵”不同。但当年有泉水的那些地方，现在早已枯了，所以张大千发掘的就只是“枯泉”了。 　　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长的台静农的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宗派开新，名垂宇宙丹青手； 　　　　园亭依旧，恸绝平生兄弟交。 　　上联说张大千，“名垂宇宙丹青手”的评价，张大千也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。下联则是说他自己和死者的交情。这　是典型的“传统”的挽联写法，从平稳中见功力。 　　刘太希的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雄笔卷苍茫，丹青都带风云气， 　　　　双溪流日夜，猿鹤独闻呜咽声。 　　“双溪”，地名，在台北市郊，张大千筑“摩耶精舍”于　该地。刘太希，江西人，和张大千同年，今年也是８５岁。他　曾历任辅仁大学，政治大学以及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。工　书善诗。这副挽联也是写得很有“诗味”的。曾任国民党“中央日报”社长的胡健中的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一室顿凄清，余笔犹浓，广陵散绝摩耶舍； 　　　　双溪共呜咽，高标永仰，合浦珠还御柳图。 　　胡家旧藏有张大千业师清道人所绘的《御柳图》，抗战　期间遗失，后来张大千在香港觅购得回。这是下联最后一　句的本事。曹圣芬的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五百年艺苑奇才，继往开来，着纸云烟新眼界； 　　　　几万里天涯行脚，探幽访胜，满怀忠悃系宗邦。 　　曹圣芬任国民党“中央日报”副社长兼总编辑时还未到４０岁，可谓少年得志（今年他大概也不过７０左右）。但这副挽联，却不能算是佳作。一、上下联都是对张大千的颂赞，上联还过得去，虽然并无新意，用语尚算适当；下联的用语，就不怎么贴切张大千的身分了。须知张大千的“几万里天涯行脚”，主要的目的并不是“寻幽探胜”，而是作艺术活动的。这里我们可以拿“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同人”送的那副挽联和它作个对比，那副挽联中提及张大千的“过葱岭，越身毒”，“理佛窟、发枯泉”等等，都是把他的“天涯行脚”和“艺术活动”联结起来，这才是只能用之于张大千而不能用之于别人的联语。“曹联”的“几万里天涯行脚，探幽访胜”，把张大千写成大旅行家了。这样的联语用之于徐霞客（明代大旅行家）似乎还更恰当。二、“奇才”对“行脚”也欠工整。 　　曾获法国汉学奖的名学者饶宗颐教授送的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廿五年前颂眉寿南山，附骥千言，三峡云屏僭题句； 　　　　十二州共悼画坛北斗，久要一面，重溟烟水永难忘！ 　　２５年前是１９５８年，那年是张大千的６０整寿。饶教授用韩昌黎《南山诗》的全部韵脚做了一首祝寿诗赠张大千。《南山诗》是一首长诗，共１０２个韵，（昌黎诗的特色是以赋为诗，《南山》尤推奇作。）要步南山诗全韵，难度极高；张大千读了非常欣赏，因此寄了一幅《蜀江图》长卷给他，请他在卷上题上这首诗；这是“坝眉寿南山”与“三峡云屏僭题句”的本事。下联“久要一面”的“要”字读平声，作邀约之意。张大千曾托门人向饶教授致意，约他见面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是曾见过几次面的。 　　张大千在香港的老朋友陈荆鸿送的挽联是： 　　　　六十午故旧无多，海角天涯，还得几回重聚首； 　　　　千百世丹青不老，风流文采，定知八表永垂名。 　　陈荆鸿是香港著名书法家，今年８１岁了，他和张大千有６０年交情。这副挽联写得情文俱茂，堪称宝刀未老。 　　还有一副写得很好的挽联是张大千的旅港门人王汉翘，费侯碧漪等人送的，联云： 　　　　积石导源，教泽长随江水黾； 　　　　梅丘在望，心丧空仰庐山高。 　　上联写老师的教导恩泽，下联写弟子对老师的悼念与崇敬，极为得体；也是传统的挽联写法；古时老师死后，弟子不穿丧服，只在心里悼念，叫“心丧”。见（札记·檀弓上》。所以心丧只能用之于弟子挽老师的。《庐山图》是张大千谢世前未竞的巨构，“心丧空仰庐山高，既有“仰之弥高”的意思在内，又有“实事”可指。上联的“积石导源，教泽长随江水远”亦非泛辞，面是和张大千的籍贯有关的。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，内江在沱江中游。沱江是长江支流，流经内江至沪州市入长江。长江在四川宜宾以上为上游。因此上联的１１个字，也是只有用在张大千身上才益觉其妙的。 　　在许多挽张大千的对联中，有一副挽联颇为引人注意。这副挽联是梅葆玖送的。 　　　　与先父最投契，重画梅兰见道义； 　　　　望北台而雪涕，春风抖峭暗摩耶！ 　　单从对联艺术着眼，这副对联是有欠工整。“重画梅兰”　与“春风料峭”根本不能对，“道义”对“摩耶”也很牵强。（“摩耶”是“摩耶精舍”的简称，属专有名词；“道义”是虚有名词。） 　　它之引起注意，不是由于对联本身，而是致挽者的身分。梅葆玖是梅兰芳的儿子，在梅兰芳的儿子中也只有他是继承了乃父的艺术流派，以男子而唱“青衣”，获得成就的。去年他曾来过香港演出，甚获好评。这副挽联是他从北京托人送到台北的。 　　对联虽然不算工整，但他是名演员，不是名作家，我　们是不能对他苛求的。这副挽联也有它的特色，它说出了　梅兰芳和张大千这两位大师级人物的一段交谊（重画梅兰）。北京精于对联的高手很多。他如果要找人代笔的话，当然　会写得更好，如今由他自己来写，纵然有欠工整，却正足　以表示他对父执的诚敬。 　　 梁寒操挽胡适联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胡适是在１９６２年２月以心脏病猝发，在台北南港“中央　研究院”逝世的。他生于１８９１年，享寿７１步（实龄）。３月２　日大殓。台湾自蒋介石以下的“军政大员”、“社会名流”以及各诗社等等，纷纷致送挽联，对胡推崇备至。（例如蒋介石的挽联云：“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；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。”）而推崇多有逾份者。那些用陈辞滥调来推崇胡适的“名人”所撰的挽联，我就不想多谈了。这里只想谈梁寒操写的一副挽联： 　　　　名既大，谤亦随焉，学术之争，犹有待千秋定论； 　　　　健则行，倦即睡耳，哲人遽萎，究难消一代沉哀！ 　　所谓“谤亦随焉”当是指内地对胡适的批评而言。平心而论，过去，那些批评是有些“过左“之处，但台湾之捧胡适，亦曾有人发出“以适之为大圣，以绩溪为上京”之诮（按：胡适是安徽绩溪人）。此联归结为“学术之争”，“犹有待千秋定论”，立论可说比较公允。下联的“健则行，倦即睡耳”，写得亦甚潇洒。 　　梁寒操挽胡适联中的“名既大，谤亦随焉”，是有“蓝本”的。“蓝本”是曾国藩挽他的同乡先辈汤鹏一联： 　　　　著书成二十万言，才未尽也； 　　　　得谤遍九州四海，名亦随之。 　　汤鹏（１８０１至１８４４年），湖南益阳人，字海秋，和曾国藩（湖南湘乡人）是“大同乡”，年纪比曾恰好大１０岁，但寿命则比曾短得多，曾享寿６ｌ岁，他只有４３岁，可说是“英年早逝”。但著作则甚多，他的生平详见梅曾亮给他写的墓志。他的著作在当时或者很有名，但今人知之者则恐怕很少了。 　　 补谈挽胡适联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我曾谈过梁寒操挽胡适一联：“名既大，谤亦随焉，学术之争，犹有待千秋定论”“健则行，倦即睡耳，哲人遽萎，究难消一代沉哀！”认为是在台湾各界名人挽胡联中的较为得体的。但要说明的是我写该文时，看到的只是台湾官方报纸所刊的联语。最近有位读者抄来了在台湾其他刊物所见的若干挽胡适联，现选择几副值得介绍的补谈。 　　　　胡复何言，当年假设太大胆； 　　　　适可而止，求生求证要小心！ 　　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”是胡适的“名言”。但这副嵌名挽联则似乎是对胡适颇有“微辞”的。 　　　　哲学史，卒未完成，一代宗师此遗憾； 　　　　语体文，力为倡导，万邦人事有隆评。 　　胡适著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只有上册，有人说是因他不懂佛教哲学之故。此联可说是“有赞有弹”。 　　　　想如何为人，便如何做； 　　　　要怎样收获，先怎样栽。 　　这副对联是用“胡适语录”写成的。作者是刘东岩。其他二联，抄寄者没说明作者是谁。 　　下面一联，亦似带有批评意味： 　　　　纵尽时间，横尽空间，几多道学家、政治家、宗教家，谁是完全人格？ 　　　　客观内籕，主观外籕，一有文字想、经济想、功名想，已非真正自由！ 　　胡适逝世后，台湾曾有人称之为“一代完人”，上联问“谁是完全人格？”显然对此不表同意；下联的“有文字想、经济想，功名想”则不知是否针对胡适了。但说明有此“三想”“已非真正自由”，倒是颇有新意。 　　又一联云： 　　　　剧怜脆弱的人生，开始年龄遂撒手； 　　　　强调自由之真谛，临终演说博同情。 　　胡适终年７２岁，“人生七十方开始”语出台湾政坛元老张群，流行一时。胡临终前作公开演说，针对“大陆”对他的批评，强调“自由思想”。“大陆”对他的批评容有失当之处，但亦非全无可取。下联用的一个“博”字，可说是“意在言外”。 　　又有人代拟“清废帝溥仪挽胡适联”云： 　　　　向朕称臣，倒孔废经，台湾知难发展； 　　　　当卿在日，公妻非孝，大陆已经实行。 　　下联是反共滥调，“大陆”是否“公妻非孝”，人所共知，得啖笑而已。上联则是“谛”胡适迟迟不肯返台的。 　　 《春明外史》的回目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在旧文学中有一类是可以当作对联的，那就是章回小说的回目。回目讲究对仗工整，和做对联是一样；回目等　于一篇长文章的总题，是隳括了“整回”的内容的。所以它　本身就具有“独立性”，不似律诗中的“联”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。 　　张恨水的小说就是用章回体的。他的小说虽以《啼笑因缘》最为流行，不过他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则是《春明外史》和《金粉世家》（见张明明写的《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》一书）论回目也是这两部小说做得较好，尤其是《春明外史》的回目。例如第四十一回： 　　　　爽气溢西山，恰成美眷； 　　　　罡风变夜色，难返沉疴。 　　第六十四回： 　　　　已尽黄金，曲终人忽渺； 　　　　莫夸白壁，夜静客何来。 　　第八十三回： 　　　　一榻禅心，天花休近我； 　　　　三更噩梦，风雨正欺人。 　　张恨水的回目和他的小说一样，写得都很通俗；通俗不同粗俗，他是“俗”而不伤其雅，是能够做到“雅俗共赏”的。不过由于回目是“切”那一回的，所以最好读过他的小说才能更加领会妙处。 　　《春明外史》写寄居北京的文人杨杏园的爱情悲剧。杨的第一个恋人是青楼雏妓梨云，因病夭亡；第二个恋人是他的红颜知己——才女李冬青。李亦因身有隐疾，佳期难定，离开了他。收场则是杨杏园因患肺病，吐血身亡。上面说的那几个回目就是配合这些情节的。 　　《春明外史》有男主角杨杏园病危时写的自挽联两副。其一云： 　　　　事业文章，几人得就，永别不须哀，大梦醒来原是客； 　　　　国家乡党，唯我皆违，此行终太急，高堂垂老已无儿。 　　另一云： 　　　　生不逢辰，空把文章依草木； 　　　　死何足惜，免留身子涉沧桑。 　　这两副对联虽然不是特别精彩（“高堂垂老”、“生不逢辰”、“死何足惜”等都是套语），但也甚切合男主角的身世和心境，说明了张恨水在写作时是很“投入”的。 　　张恨水喜欢在小说中穿插诗词、联语，《春明外史》就是用女主角李冬青写的一首悼亡诗作结的，诗云：“人亡花落两凄然，草草登场只二年。身弱料难清孽债，途穷方始悟枯禅。乾坤终有同休日，天海原无不了缘。话柄从今收拾尽，江湖隐去情谁怜？” 张恨水的咏史诗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有人认为张恨水的回目虽然做得不错，但究嫌浅露，意境不高，若与古今名联并列，难称上乘之作。此话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张恨水的回目是题通俗小说的，自然也只能以通俗为主，若以此而论其“联语之才”，则实是“才未尽也”！我觉得最能代表他这方面的功力的应是他在抗战前夕所作的律诗《咏史》四首。题为“咏史”，其实则是“借古喻今”，说的都是“时事”。不但在内容方面浑灏流转，寄托遥深；在对仗的技巧方面，也是极其工整自然的。律诗之“联”虽不同于对联之“联”，但在“对仗”所需的“基本功”方面，则是相同的。限于篇幅，录两首以见一斑。 　　　　山河脱幅三千里，兄弟阋墙二十年。 　　　　岂是藩篱原易撤，本来萁豆太相煎。 　　　　江东名士浑如醉，壁上诸侯笑不前。 　　　　犹叹药炉茶灶畔，有人高比赵屯田。 　　张恨水写此诗时，日寇已侵占了东三省，华北亦已成立了所谓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的伪政权，但国难当头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仍力主“先安内而后攘外”，大打内战。这是“山河脱幅”、“兄弟阋墙”、“藩篱易撤”、“萁豆相煎”等句的“本事”。 　　“江东名士浑如醉”，说的是东晋偏安江南的一段史实。 　　“五胡乱华”，晋室南迁，时人有“过江名士多如鲫，唯有王敦是可儿”的诗句。盖那些名士到了江南仍然只知享乐，认为不理“俗务”，才算“高雅”也。在抗战前夕，甚至在其后的抗战期间，这些类似东晋的“江东名士”也是不少的。 　　“壁上诸侯笑不前”，典出《汉书·项羽传》。项羽抗击秦兵于钜鹿，“诸侯皆作壁上观”。此句乃是借古喻今，喻军阀割据，不肯出兵抗日。 　　“赵屯田”指汉代名将赵充国，以屯田之策，寓兵于农，安定边疆。但诗中的“有人高比赵屯田”则是反讽浯，讽当局“安内攘外”的政策的。“药炉茶灶”意指国难深重，国家已像个不能离开药炉的病人了，而当局犹屯重兵于西北以监视延安，故诗人有“犹叹药炉茶灶畔，有人高比赵屯田”之叹。 　　张恨水另一首《咏史》诗是： 　　　　争道雄才一槊横，几时曾到岳家兵？ 　　　　中原豪杰无头断，逊国君臣肯膝行。 　　　　盗寇可怜侵卧塌，管弦犹自遍春城。 　　　　书生漫作长沙哭，只有龙泉管不平。 　　首联用曹操“横槊赋诗”的典故，意指虽然有人像曹操那般以“雄才”自命，但我辈小民几时才盼得“岳家兵”的到来呢？ 花蕊宫词不宜借喻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前文《张恨水的咏史诗》发表后，接到一封读者来函，认为张恨水的《咏史》诗四首，最好的是第四首。“其中二联，不但对仗工整，且含意极深。”我只谈一二两首，“未免有取舍失当之嫌”。我只录两首，主要固然是由于篇幅所限，但评论诗之甲乙，也还是见仁见智的；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吧。 　　张恨水《咏史》诗第四首如下： 　　　　花蕊宫词可汗颜？　读来转觉泪潺潺。 　　　　全招尽日盈高阁，烽火连宵入汉关。 　　　　黄左尚争明系统，幽燕颠陷宋河山。 　　　　长江天堑何须遭，胡马南窥已等闲！ 　　“花蕊宫词”指五代时蜀主孟昶的花蕊夫人在宋兵破蜀，兵临城下时所赋的诗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哪得知。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”此诗首二句是借用“花蕊宫词”来讽刺当局要张学良奉行“不抵抗政策”，放弃东北的。“可汗颇”云云，乃是对当局的“质问”。 　　“金貂尽日盈高阁，烽火连宵入汉关”，承接首联，仍是讽刺“不抵抗政策的”。“金貂”即“武冠”。见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，武官戴的帽子以貂尾为饰。“金貂尽日盈高阁”，意即谓把“金貂”（武冠）置之高阁，亦即讽当局之抑制抗日，而令武官投闲置散也。 　　颈联“黄左尚争明系统，幽燕频陷宋河山。”则是借古喻今，用南明的亡国史实来讽“内争”的。史实是：其时力主抗清的史可法虽然是南明小朝廷福王的兵部尚书，但却没有什么实力。兵权操在几个大军阀手里。其中主要的两个，一是黄得功，一是左良玉。左良玉本来是驻守武昌的，起兵东下，要杀权臣马士英。马就调黄得功去打他。南明小朝廷就因亡于内争，一到清兵南下，就全无阻挡，被清所灭了。 　　这首诗的含意其实和第一首一样，都是讽刺当局的重“内争”、轻“抗敌”的。不错，诗中二联所用的“金貂”“黄左”等典故，是较第一首所用的“萁豆相煎”，“江东名士”较为深奥。但诗的好坏，不在于用典的是“熟”是“僻”。我倒觉得第一首的“岂是藩篙原易撤，本来萁豆太相煎。江东名士浑如醉，壁上诸侯笑不前。”用典更为自然。其次，第四首的讽刺也略嫌“过分”——盖东北仍有抗敌将士，“更无一个是男”之讽不宜借喻也。 观音庙联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观世音（唐以后称观音）不是女人，我尝言之矣，《楹联丛话》记有清人张维屏撰千手千眼观音联云： 　　　　菩提今菩提，具大神通，忽现千般千眼； 　　　　自在观自在，是真佛力，总由一念慈悲。 　　根据佛经说，观世音为救苦难众生，但能念他名号，即寻声往救，并因各种根器不同而示现３２种应化形像。因此是可作男身，亦可作女身的。“千手千眼”就是他的形像之—。 　　《楹联丛话》卷三又记有一副题燕子矶永济寺中的观音大士像楹联云： 　　　　音亦可观，方信聪明无二用；　　 　　　　佛何称士？方知儒释有同源。 　　梁章钜赞此联“殊有妙悟”，其实是有问题的。问题在下比显出作者对佛教经典的无知。他因观音被称为“大士”而觉得奇怪，　自作聪明，从“儒释同源”上来寻求解释。岂　知观音大士的“士”并不同于儒家的“士”，他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“左胁士”（胁士亦有作胁侍者）。观音虽然可作许多 　　不同形像的化身，可男身，亦可作女身，但其“本体”则是男身。 　　题观音庙联，亦有颇具佛学知识的。如下面一联： 　　　　了知自性元明，反闻自性； 　　　　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。 　　自性即人的本性，或谓“真我”。佛理本来就是要人发现真我，所谓“见性成佛”是也。“元”通原。 　　现在搬开佛学的观点不谈，谈几副比较有趣的观音庙联。 　　题倒坐观音联： 　　　　问大士缘何倒坐？ 　　　　恨世人不肯回头！ 　　题送子观音联： 　　　　我门中缔结佛缘，岂惟一炷清香，几声佛号； 　　　　你心里能全善果，自然秋生桂实，春茁兰芽。 　　又联云： 　　　　我费尽一片婆心，抱个孩儿付汝；　　 　　　　你须做百般好事，留些阴骘与他。 　　上二联是题西湖中天竺寺所供奉的白衣观音的。白衣观音即送子观音。 　　曾任“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”的何键亦有题桂林月牙山观音寺联： 　　　　觉来事事皆非，功勋也，名望也，无在不是虚幻；看破了这关，军阀谁做？贪官谁做？ 　　　　空处头头是道，喜怒也，好恶也，自然悉具中和；基原乎此理，人心以平，世界以平。 　　话说得很“透澈”，但何键是否做得到，却当另议了。 　　 香港风光入怪联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用一句旧诗来对一句俗语或者对一件毫无关联的事物，这种怪联似乎是广东何淡如所创的。他写的一些怪联如：“有酒不妨邀月饮，无钱哪得食云吞。”“四面云山谁是主，一头雾水不知宗。”“公门桃李争荣日，法国荷兰比利时。”等等，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。 　　这种“何淡如格”的怪联，现在也还相当流行。前几年台湾传出的一副怪联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老年风湿我能医。”以“月明”来对“风湿”，与何淡如的以“月饮”来对“云吞”，诙谐怪趣，正是同一风格。【注一】 　　香港也有人做这种怪联，我喜欢收集报刊上“古灵精怪”的诗文、联语一类作品，现将我认为颇有妙趣的一些“香港怪联”抄录如下，以供同好欣赏。 　　“水紧一声齐走鬼，风飘万点正愁人。”上联描写无牌小　贩避拉，大叫“水紧”而“走鬼”的情景，用这两个俚语来对“风飘”与“愁人”，妙极。【注二】 　　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黑灯跳舞好揩油。”下联是写６０年代的黑灯舞院的，现在已“发展”到一楼一凤了。 　　“徒令上将挥神笔，惯见霸王搭电车。”大约２０年前。香港发生过一宗搭“霸王”电车被拉的事，当时电车楼下车资　只一毫子，居然也有霸王。下联就是写此事的。不过“惯见”二字，嫌夸张了。 　　“西山白雪三城戍，南国红眉七镬开。”５０年代中期，香港曾发生一宗强奸案，南国舞院舞女红眉被一个绰号“架　仔”的流氓一晚强奸七次。黑社会称做爱为“开镬”，此即香港著名之“连开七镬”案。“开镬”一辞，就是从此在香港流行的。 　　“怕热最宜穿短裤，论功远欲请长缨。”夏天的本地风光。 　　“赤柱有食兼有住，汀洲无浪复无烟。”赤柱是香港监狱所在地。 　　“最啱白菜熙猪肉；忍见黄沙没马头。”香港人称赌马输了为“铺草皮”，铺了草皮的马迷，回家饮汤，“润”（滋补）番下吧。 注一：此联据说是台湾一位老中医在中秋节那天书写，悬之医馆门前的。　内藏“隐喻”。“老年风湿”比喻台湾政治，“我能医”则是讽刺蒋经国提倡的“政治改革”。加上上联表达的乡思，切合“台湾大陆客”的心境，因传诵一时。 注二：“水紧”，情况紧急；“走鬼”，躲避警察。均为香港小贩的日常用语。 　　 烟锁池塘柳寻根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在各式各样的对联中，一般人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所谓“绝对”了。绝对有两个特点：一、它是经过长时间在民间流传下来的，有的已经对得出，有的还未对得出。而“对得出”了也并不等于是“对得好”。二、它的难度很高，凡是可以称得为“绝对”的，总有一些特别的条件限制。 　　举一个许多人知道的例，“烟锁池塘柳”就是属于有特别限制的上联。这五个字的偏旁，包括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“五行”，下联也应该有“五行”才对得上。这个上联，长期在民间流传，不知有多少人动过脑筋来想下联，但对得好的绝少。 　　有人对以“灰堆镇海楼”（镇梅楼在广州），在形式（都有五行）方面是可以对仗，但却毫无意义。而且“烟锁池塘柳”是一句清丽的五言诗句，“灰堆镇海楼”只是“解得通”而已。两者之间的雅俗是不可以道里计的。 　　后来有人把“灰”字改成“炮”字，变成了“炮堆镇海楼”。 　　“炮堆”比“灰堆”好得多了，但仍然不够好。因为“堆”字的气势太弱，把许多炮“堆”在镇海楼中，作什么用？如说是用以轰击敌人，这个“堆”字是十分差劲的。 　　又有人对以“炮架镇江城”，镇江与古瓜州隔江相对，形势险要，冠以“炮架”二字，颇有气势。但仍有瑕疵。因“锁”字和“架”宇都是仄声，“塘”字和“江”字都是平声，在五个字中有两个字不合平仄，这也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对句了。 　　其实，“烟锁池塘柳”乃是前人诗句，见晚明陈子升的《中洲草堂遗集》。陈子升用以作“烟锁池塘柳”的对句的且共有四个之多。 　　陈子升（１６１４至１６９２年，广东南海人）是明末著名忠臣陈子壮（其传记见《明史·二七八》）之弟，字乔生，在明代官礼科给事中，入清不仕。我最近在友人处得见此一诗集，始知这一所谓“绝对”，流传最少已达３００多年了。３００年来，不知曾有多少人为了想“对得通”它而苦思下联，却不知他的出处，亦奇事也。　　 　　《中洲草堂遗集》卷十六有《柳波曲》并序云“客有以烟锁池塘柳五字具五行以属余为对句，因成柳波曲二首，与好事者正之。” 　　其一云： 　　　　烟锁池塘柳，灯垂锦槛波。 　　　　回波初试舞，折柳即闻歌。 　　其二云： 　　　　灯垂锦槛波，烟锁池塘柳。 　　　　妄梦五湖湄，郎家大堤口。 　　“灯垂锦槛波”句下附注云“垂”一作“填”。想是作者因难以决定这两字孰优孰劣，故并列。 　　陈于升以“灯垂锦槛汾对“烟锁池塘柳”；甚具诗意，“灯垂”是“写实”；若易为“灯填”则是“虚写”。“灯”指灯光，灯光铺盖波光，用“填”字益见其“重”；这是类似现代文学所谓的象征手法。不过，若依“正路”，则仍以“垂”字为佳。 　　这一对句——灯垂锦槛波——虽然亦具“五行”，不过，　陈子升仍未满意，因为“灯”对“烟”，两个字都是从“火”，他觉得欠工。这是古人要求自己的严格处。于是又有《续作锁柳销鸿之曲》云： 　　　　烟锁池塘柳，烽销极塞鸿。 　　　　东枝罢春水，南翼怨秋风。 　　用“烽销极塞鸿”来对“烟锁池塘柳”，意境甚高，不过　因陈子升自我要求太严，“烽”“烟”也还都是“火”字旁，他不能满意，又作《烟锁沉灯引》云： 　　　　烟锁池塘柳，钟沉台榭灯。 　　　　心心红缕密，柳眼绿泼澄。 　　“钟沉台榭灯”与“烟锁池塘柳”，两边的“五行”无一相　重，可谓挖空心思。但论诗意则有点勉强，似不及“灯垂”、“烽销”二联之自然。 　　《清稗类钞》中也有一个前人对句，是在陈子升那四个对句（连“灯填”一句在内）之后的又一个对得较好的句子。对句是： 　　　　灯深村寺钟 　　“灯深”句意境甚佳，是“以虚带实”的写法。“深”（深远）既是形容村寺的所在处，也是对灯光的视觉感受。“钟”指钟声，“村寺钟”是听觉方面的描写。此句可解为“隐约可见灯光在深远的村寺钟声传来之处”。论意境似比陈于升的“灯垂锦槛波”更佳。但若依陈子升那样的严格要求，“灯”“烟”仍是重“火”字旁。不过我是觉得无须要求到字的“偏旁”也避免相重的。 　　对“烟锁池塘柳”的下联，解放后有新的发展，其中且有以新事物入联的，亦值一述。 　　６０年代中，我在《羊城晚报》上见过的一个对句是： 　　　　茶烹凿壁泉 　　此一下联据说是北大一位姓阎的教授拟的，惜谈此联的作者忘其名。上联“烟锁池塘柳”的“五行”全在左旁，茶烹凿壁泉”的“五行”则全在字脚（烹字下面那四点象征火焰熊熊之貌，故在字典中此字属“火”部）。对仗可称铢两悉称。据说“凿壁泉”亦是实有其地，此一对句乃是用倒装句法，即以“凿壁泉”之水烹茶也。但若严格要求合乎对联艺术的话，“凿壁泉”是专有名词，用来对“池塘柳”（普通名词）还是有点勉强的。 　　去年香港有一位骆广彬先生仿“陈子升体”，也用诗联的形式来对“烟锁池塘柳”，颇具港穗风光特色，对句亦全合“规格”。其一题为《旋厅赏酌》，诗云： 　　　　烟锁池塘柳，港城铁板烧。 　　　　旋厅添缘蚁，风物觅逍遥。 　　“旋厅”为香港台和中心（楼高６０层的大厦）的旋转餐厅；“绿奴”是酒面上的绿色泡沫，也作为酒的代称；“铁板烧”为日式食制的烧牛柳。“港城铁板烧”大有竹枝词味道，于“俚俗”中见妙趣。与“烟锁池塘柳”作对，亦是铢两悉称的（五行均在偏旁）。 　　其二题为《白天鹅酒店夜宴》诗云： 　　　　烟锁池塘柳，汀培锦柱灯。 　　　　招邀珠海夜，觞角满高朋。 　　白天鹅酒店在广州沙面，“汀”，水边平地，沙面原是沙洲，填上始成今之沙面。作者有注云：“白天鹅酒店对鹅漳之右侧，园圃有人工开辟之小假山、石池塘，植有柳树。锦柱灯言灯柱装俯很美观，白天鹅酒店附近灯饰正是这样。” 　　骆广彬另外还有个对句是“港铺灯塔标”，亦具新意。 　　新意是有本地风光；盖香港海面船只如梭，而凡海港必设有灯塔标志，以防船只触礁也。 论黄巢　怀高朗 [日期：2005-8-6] 来源： 作者：梁羽生 [字体：大 中 小] 落第进士 　　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，也是充满传奇性的历史人物。 　　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，曾经几次应考进士，都名落孙山。他又曾经和王仙芝（也是后来的农民军领袖）一起做过私盐贩子。贩卖私盐是犯法的，也是被士大夫看不起的“下等人”。而黄巢却以“落第进士”的身分去做私盐贩子，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，确是惊世骇俗。但他正是因为看透了朝廷的腐败，说朝廷好像臭气薰天的马厩，立志要“洗濯朝廷”（《新唐书》），这才绝志仕途，决心和过去告别，投身到“下层社会”的。 　　屠格涅夫笔下的“罗亭”是“言语的巨人，行动的侏儒”，中国也有句俗话：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”说的就是罗亭这种类型的“秀才”。中外都有这种观念，知识分子“造反”总是不能成事。 　　但黄巢并不是罗亭型的知识分子，他这个秀才（论功名其实他已是比秀才高一级），却是坐言起行，说干就干。他的造反，最后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，但却摇撼了李唐王朝，“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遍公卿骨。”把皇帝都赶出了京城，逼得要到四川逃难。 　　他是名副其实的“文武全材”。论军事才能，唐朝的许多名将，如王铎、尚让、高骈、张承范、刘巨容等人，都曾经是他手下败将。公元八七四年，王仙芝起义，第二年，他率众数千参加，八七八年三月，王仙芝在湖北黄梅县战死，他取得起义军统一领导的地位。八八一年一月，就由潼关打进长安，唐僖宗李俨逃到四川成都，黄巢自己做了皇帝，建国号为“大齐”，不到三年时间。 黄巢的诗 　　论文学的才能，他留下的诗文虽然不多，但只要看他的两首《咏菊诗》，也可见到一斑。 　　　　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 　　　　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 　　（黄金甲为菊花别名；唐代战士穿着铁和皮做成的甲以护身，此处双关。） 　　　　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 　　　　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以桃花一处开。 　　（青帝为传说中司春之神。） 　　何等之有气魄！吴法（即高朗）的《黄巢传》在谈到这两首诗的时候说：“这种冲天的战歌，没有雄伟的气魄，热烈的感情与崇高理想的人，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”自属的论。 　　但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的农民领袖，在许多封建时代“史家”的笔下却写成了“大魔头”，好像是完全失了人性的“怪物”。这些“史家”对“黄巢起义”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诬蔑的，最大的诬蔑是说他“残暴”，“杀人如麻”，甚至造出“黄巢杀人八百万”的传说。如果黄巢真是乱杀人的话，他又怎能得到人民的支持？ 　　其实从“正史”中也可找到一些有关黄巢义军纪律严明的纪载，如《新唐书》纪载黄巢攻下洛阳时，唐留守使刘允章领百官迎谒，巢入城“劳问而已，闾里宴然”（意思是：黄巢入城慰劳百姓，地方百姓安然无事）。又当黄巢进入长安时，《新唐书》的纪载，也是长安人民“夹道聚观”，并不害怕义军，且是欢迎义军的。 　　但这些都是零星纪载，如果没有一部《黄巢传》的话，最少，对我来说，我还是觉得对黄巢不够公平的。 高朗其人 　　幸好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。他就是曾任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编辑（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）的高朗。他是聂绀弩的同乡，湖北人。我和绀弩认识，就是他介绍的。他死的时候（一九七七年三月）是《新晚报》撰述员，这本《黄巢传》是他用“吴法”笔名写的最后一本书。 　　我该怎样说才好呢？谈到这本书，我是既为他庆幸，也为他惋惜的。庆幸的是他终于得偿所愿，在死前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。可惜的是，他死得太早了！ 　　说他“终于得偿所愿”，需要一点解释。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差不多二十年时间，他长期担任《新晚报》副刊的领导工作。但他却实是不适宜做领导工作的。他曾经不只一次向我表示，他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和写作，希望能够像我一样，做个“散人”。不过报馆方面找不到适当的人替代他，直到七五年方始让他得偿所愿。他也是在做了专职撰述员之后，开始写《黄巢传》的。 攻文史　撰影评 　　“攻文史，撰影评，方期更上层楼，遽惜英年早逝。”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上联。他“攻文史”是“晚年”（正确来说是死前大概十年左右）的事，在这以前，他对“文史”当然也是有所涉猎，但主要还是写影评和新诗。为了工作的关系，他写影评最多。但说老实话，他写的影评不算成功（在他生前我也是这样 　　和他说，他亦同意的）。尤其五十年代初期，他在《大公报》写的影评，谈一部什么苏联片，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万字，曾给人以“繁言不要”之讥。后来在《新晚报》用“蓝湖”笔名写的影评比较好了，但在同类的影评中也还不能算是“出类拔萃”的。 　　但他是一直在进步中的，尤其在“晚年”所写的一些文史小品，看得出他已是日渐趋于成熟，“收拾铅华归少作，屏除丝竹入中年”，写的东西，也比以前“踏实”得多了。“爱读书，勤写作，专业竟忘家室，最伤故里魂招！”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下联。他一直都是“单身贵族”，未曾成家。他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的，第二天才给发现。如果有妻子在旁，或可挽救。假如他可以多活十年、二十年（他死的时候，只有五十四岁），他可能成为一个文史学者，而写的作品也必将比《黄巢传》更有分量，更有价值。 　　但《黄巢传》纵然还不能说是很有创见的学术著作，未足与一流学者相比，却也是有足以传世的价值，最少可以作为大中学生读中国历史的课外参考书了。 　　（一九七九年十月） 　　 悼沙枫 [日期：2005-8-6] 来源： 作者：梁羽生 [字体：大 中 小] 一 　　赛酒赌棋犹有约，不道竟成永诀。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却那堪知己长辞别！ 　　十五日深夜，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告诉我沙枫（容庆和）兄逝世的消息，我登时呆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　　前几天他还叫我找武则天的诗，并约大家抽半日的空闲喝酒下棋，怎的就死了呢？ 　　才不过五十六岁的壮年，他热爱的工作正在做得起劲，我们也正期待他的《译林絮语》第三集、第四集、第五集……继续面世，他怎能就死了呢？ 　　不错，人到最后是免不了会死的。但这世上多少坏人不死，为什么偏偏死掉像他这样的好人呢？能不令人倍感伤痛？ 二 　　我和沙枫兄在一九四九年相识，到如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，友谊不算短，但我“认识”沙枫却还在和他正式相识之前。 　　我和他虽然是平辈论交，但说起来他可以算得是我的“师叔”。 　　我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比较接近的老师，他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弟子，解放前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，现在则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应熙。金应熙和沙枫是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同班同学，常常和我谈及沙枫。 　　那时金师正在致力于“四裔学”的研究，“四裔学”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兴革变迁的一门学问，要涉及“死去的文字”（Dead　Language），人名地名都“拗口”得很，我一听就头痛。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九四八年，有一天金师和我谈起沙枫，他说庆和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，各个战场的变化，双方的兵力部署、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，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说后微带感喟的笑道：“我熟悉的是古代的‘死去’的东西，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，有意思多了。” 　　这是我认识沙枫的开始，认识到他是热爱祖国，关心社会主义事业，脚踏实地，认真工作的新闻从业员。 三 　　正式认识了沙枫之后，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如其名，庆和对人永远是那么“和气”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人吵架，对朋友总是那么热心肠。而且这和气并非只是无原则的“老好人”，对朋友他是既有关心，也有互相勉励，劝善规过的。 　　第二个印象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功夫都是脚踏实地，他走的道路，借用李广田论朱自清的话来说，是“既非一步跨过，也非趦趄不前，而是虚心自省，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”。 　　最近几年，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比较研究攻研甚勤，和我谈论诗词的时候也比较多。有一次他偶然在英文刊物中发现我的一首词英译，这首词是我写在武侠小说中的，他比较了译文，连带对我那个回目“何须拔剑寻仇去，依旧窥人有燕来”也发生了兴趣，问我：下联似乎是古人的诗句，是黄仲则的还是郁达夫的？我说你的眼力很不错，是黄仲则的。他叫我找原诗给他看，我手头没有黄仲则的《两当轩》，只能凭记忆抄给他。他因为要写成文章，必定要找原诗校对，我记得郁达夫的小说《采石矶》中引过这首诗，既然没有《两当轩》，只好叫他去找那篇小说来看。后来他不但看了郁达夫那篇小说，而且为此在旧书店里买到了黄仲则的《两当轩全集》。买了回来，精心细读，这还不算，还研究出黄仲则最喜欢写燕子，以及郁达夫所受的黄仲则的影响，以及晏殊、苏曼殊等人有关燕子的有名诗词，以及各种对这些名诗词的英译等等，作一比较研究，才写成一篇不过一千多字的短文（见《中诗英译絮谈》的《似曾相识燕子诗》）。 　　这是何等认真的工作态度，何等踏实的做学问功夫。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，长大后虽然也还常读诗词，却只是遗兴，远没有他用功之勤。最近几年，他对诗词的知识，确实已经超我远甚。 　　这只是一个例子，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。 　　据我所知，他的遗稿由他的好友杜渐收集整理，编成《译林絮语》二集、《中诗英译絮谈》等四五部书，更由他的好友龚念年校阅，交大光出版社出版。 　　良师益友，遽尔云亡。我除了记得他对我的鼓励，除了拉拉杂杂写这篇文字之外，还能再有什么纪念他呢？ 　　（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《大公报》） 　　补记：在十年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只写武侠小说和棋评，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。这篇《悼沙枫》是唯一的一篇例外。沙枫是因工作上的不如意，患上精神忧郁症，在医院石阶上滚下来致死的。有人怀疑他实是有意自杀。（九八年八月补记） 　　 达摩·禅宗·密笈 [日期：2005-8-5] 　　由张鑫炎导演、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少林寺》爆冷胜出，实收一千六百多万，打破香港武打片卖座纪录。该片有几个武术冠军领衔主演固是卖座主因，少林寺实景的搬上银幕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因素。“天下功夫出少林”，这是流传已久的一句老话，谁都想看看这个武林胜地。 　　或许就因为少林寺在“武林”中的崇高威望，在民间传说中，少林寺的“名人”达摩大师就成为少林派武术的“鼻祖”了。其实达摩的本来面目和一般武侠小说中的达摩是两回事，真正的达摩是否懂得武功都是疑问呢。 　　史籍并无达摩懂得武功的记载，他是中国禅宗的鼻祖倒是真的。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大，其影响甚至远及亚洲诸国，尤以日本为最。禅宗鼻祖的地位是绝不逊于武术鼻祖的。 　　达摩是少林寺知名度最高的人物，但他并不是第一代。第一代是印度僧跋陀，少林寺就是北魏孝文帝为他建的（公元四九五年）。达摩大约迟跋陀五十年来华，他的佛教“辈份”若从印度的佛祖释迦算起是二十九代。但他在中国开创禅宗，却是禅宗初祖。 　　他来华时，正是崇信佛法的梁武帝在位之时。梁武帝礼聘他到宫中请教，问他：“朕建寺养僧，有何功德？”此一问也，当然是想达摩拍他马屁的，哪知达摩毫不识捞，直言答道：“并无功德！”这就失欢于梁武帝，只好回转少林寺面壁去了。 　　世俗流传少林寺有两部武功秘笈，一名《洗髓》，一名《易筋》，此两经据说是达摩遗著云云。达摩之所以被捧为少林派武术鼻祖，和这个传说大有关系。其实这个传说非但无稽，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厚诬古人，达摩祖师倘若地下有知，恐怕也会给这个传说弄得啼笑皆非。原来这两部“经”乃是明代无聊文人的杜撰，满纸淫词，不堪入目，经中教人所练的“内功”，是用来增强性能力的。“挂羊头，卖狗肉。”与其说是什么武功秘笈，毋宁说是更近乎“性经”一类。广州出版的《武林》杂志第二期，有一篇《少林寺与少林武术》的文章，在细说少林武术形成的由来之余，也为达摩祖师的受诬作了辩正。 　　据那篇文章的说法，少林寺的武术是在乱世中发展起来的。有的人为了避难，到少林寺出家，避难者中，不乏本来就懂得武艺的人，也有少林寺的僧人在外面学会了武功回来的。继承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，晚年（公元五七四年）时就曾碰上北周武帝的“灭佛”之祸，寺院被占，佛像被毁，经典被焚，僧侣流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僧人是非学会防身的本领不可的。有信史可考的是：“五代十国时，高僧福居邀集十八家武术名手来少林寺演练三年，各取所长，汇集成少林拳谱。”到了宋代，少林寺才渐渐变成了出名的会武场。 　　说达摩有武学著作是假的，他对佛学有贡献则是真的。最大贡献是“禅宗四圣句”。四圣句是：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“不立文字是说禅的本质不需文字解释。“教外别传”和“直指人心“是重在师徒之间的以心传心，无所谓特定的教学体系。“见性成佛”是在找回真我。总的精神在一个“悟”字。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解释。一说这本是释迦佛祖的“语录”，由达摩加以解释。 　　（一九八二年五月） 　　 两偈·顿渐·陈寅恪 [日期：2005-10-19] 　　达摩是禅宗初祖，五传而至弘忍，是为五祖。弘忍挑选接班人的办法可有点特别，他要弟子作一佛偈，看谁的偈语最合禅的精义，就把衣钵传给谁。他的大弟子神秀作的偈语是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”偈成，同门同声赞美，但有个舂米的僧人慧能却说：“这偈语少了一点东西。”他亦作一偈，偈曰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弘忍认为慧能的偈说得更好，就把衣钵传了给他，是为六祖。 　　这是禅宗著名的两偈，代表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。神秀的偈语重在按部就班，尘埃是扫不完的，所以必须不断去扫，才能保持清净。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为“渐悟”。渐悟的观点是把烦恼和领悟对立起来，再慢慢地把迷惑拂拭，以求达到原来所望的领悟。慧能却不作这种假设，“本来无一物”，把一切拘束完全祛除，和“佛”直接沟通，重在一个“悟”字。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“顿悟”。他的偈语可说是对“直指人心”“见性成佛”的诠释。 　　对六祖的偈语从来都是只有赞美，没有批评。直到四十年代，才有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。他直率指出六祖偈语有两个毛病，一曰譬喻不适当，一曰意义未完备。何谓譬喻不适当？因印度禅学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，而菩提树则为永久坚牢之宝树，不能用来比作变灭无常之肉身。何谓意义未完备？偈文是将身心对举的，心的方面偈语是将它的本体作用（明镜台的光明普照）说了，身的方面，则仅言及譬喻，故可谓只得文意一半（详见陈氏所作之《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》一文）。陈寅恪精通梵文，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。我是外行，不敢置一辞。但对陈氏的敢于提出创见，则是衷心佩服。 　　 敦煌学是伤心史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敦煌宝藏的发现，说来甚为有趣。敦煌县东南有座鸣沙山，山麓有三个界寺，寺旁有石室千余，旧名莫高窟，俗名千佛洞，以四壁皆佛像也。清光绪二十六年（公元１９００年）；有个姓王的道士扫除积沙，于复壁破处见一室，内藏书甚丰，都是唐及五代人手写本，珍贵无比（当然这个王道士是不知道的）。其后，陆续有所发现，至今的莫高窟，已发现有４９６个石窟，保存着２４００多个彩塑佛像和无数五光十色的壁画。敦煌也早已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艺术宝库了。 　　发现，说来有趣；发现之后，却就不怎么有趣了。王道士不知是宝，叹为废物，随便送人。清政府知道此事，也不加重视，不派专人保管。识宝的反而是外国人，英人斯坦因，法人伯希和，日人橘瑞超，美国人华尔纳等等，先后跑到敦煌，大批大批的捆藏而去。敦煌文物，流落在外国的恐怕比保存在中国的更多。 　　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当推陈垣，第一个创立这个名辞的则是陈寅恪。陈垣的《敦煌劫余录》出版于１９３０年，陈寅恪替他写序，他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，反不如国外，因有警句曰：“敦煌者，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广！” 　　敦煌学涉及的范围甚广，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文学艺术、民族关系等等，都可以从敦煌文物文献中吸取资料。敦煌学亦已成为国标性学科了。尤以日、法、英，美等国研究成就显著。但中国则至今尚未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，说来也是大堪慨叹的事。或许有鉴于此吧，北京目前正在推行连串活动，准备在今年内召开敦煌学座谈会，成立敦煌文物文献委员会，展览从未公布过的敦煌文献文物，并举办国际敦煌学会议等等，力争要“夺回敦煌学中心”！但愿能够实现。 　　 饶宗颐与敦煌学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１９８２年３月，饶宗颐获得香港大学颁发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，在颁发学位典礼中，校方所作的介绍是：“饶教授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，所出版的权威著作极丰，尤其在甲骨及楚辞方面的研究。港大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予饶教授，用以表扬他显赫的学术成就，特别是他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出色研究。” 　　这个介绍虽然表扬了饶氏显赫的学术成就，但却漏了最重要的一项，饶氏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。饶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方面，甲骨、楚辞、敦煌学。国际学术界对他的敦煌学最为重视，他获得法国的汉学奖，主要就是由于他一部敦煌学的著作。饶氏本人的意见也认为他在上述这三方面研究中，是以敦煌学为第一的。港大对他的介绍，只是指甲骨和楚辞，未免有点“疏失”了。 　　饶氏获得法国汉学奖那部著作是《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》，《想尔注》是道教的一部经典著作，尤其在唐代，几乎是道教徒必读的经典，（道教讲“冥想”，这个“想”就是冥想，“尔”是语助辞。）但说也奇怪，这部在唐代流传甚广的道教经典，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久已失传了。饶氏摄英国所藏敦煌卷子残本，加以考证、注释，确定为张道陵一家之学。饶氏的《校笺》是１９５６年发表的，现在，早已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组定为必读的教材。饶氏即因此书和他在甲骨的研究（如同年发表的《巴黎所见甲骨录》），而获得法国学士院颁给的“儒莲汉学奖”。并于１９６４年受聘至巴黎研究敦煌卷子。饶氏对敦煌经卷的研究还有两大贡献，一是《敦煌曲》，一是《敦煌白画》。前者可补王重民、任二北的缺漏，后者利用唐五代画迹对于前代画稿作深入研究，更是为画史开一新页。这两部书都是在法国出版的，《敦煌白画》有中法文本。 　　 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[日期：2005-9-16] 　　饶宗颐和钱钟书都是以渊博著称的学者，一在香港，一在大陆。有人曾把钱氏的《管锥篇》与饶氏的《选堂集林》相提并论，誉之为南北的学林双璧。但这两位大师级的学人，虽然彼此闻名已久，却是直到去年８月，方始得到见面的机会。　　１９８１年８月，饶宗颐应邀往北京作学术交流，在京期间，曾特地去拜访钱钟书。据饶宗颐说，钱钟书非常健谈，一见面就滔滔不绝的谈论当代治文史各家的得失。月旦同行，本是一种禁忌，对学术界的名人尤其如此。但钱钟书就是钱钟书，他是不讲这套“世故”的。从这方面可以见到钱氏的学者本色，也可见到他和饶氏是如何的惺惺相惜，一见如故了。 　　饶钱二氏有相同处，也有不相同处。钱氏兼搞创作，是学者而兼作家。他的小说《围城》享誉中外，夏志清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对它评价极高。学术研究方面，钱氏的特长是在中西文学和哲学的比较，饶氏的特长则在中国古文史的研究，方面甚广，尤以甲骨学，敦煌学和“楚文学及楚辞”之研究贡献最大。我觉得若就治学的范围和性质来说，将他和陈寅恪相比，似乎更为适当。但饶氏则谦虚地说：“这怎么敢当，陈老是我的前辈，我是不能和他相比的。” 　　饶氏获得的学术荣衔甚多，重要的有１９６２年的法国汉学奖，１９８０年又获推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，这是学术界一项极大殊荣，因为海外的华人学者入选该会会员的只他一人。今年３月港大颁给他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，另外他还受聘为北京的“古籍整理规划小组”的组员，这个小组是直属国务院的，组长是李一氓，组员有５３人，香港的学者，担任组员的除了饶氏之外，还有中大退休教授牟润孙和郑德坤。大陆著名学者冯友兰和周一良也是组员。